一、關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有關問題

 

　　過去黨史學界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的時間爭議較大，有“1920年6月”“1920年7月”“1920年8月”“1920年 7、8月間”之說，也有“1920年秋”的模糊說法。近幾年來，由于“俞秀松日記(俞是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和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收集來的一些資料”等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普遍認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時間“應是1920年6月”(包曉峰“紀念建黨七十九周年全國黨史學術討論會綜述”《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最初定名為社會共產黨，而非過去許多史書上所稱的“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組”。

 

　　二、關于李大釗、陳獨秀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歷史緣由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兩位主要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出席1921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李大釗未能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原因，陳秀鳳老師在《歷史學習》曾經撰文認為“1921年7月李大釗在北京籌備、主持召開‘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導致他沒有參加“一大”。筆者認為，除此以外，還有兩點原因：一是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北大教授、北京八校教職工代表聯(lián)席會議主席等職，時值學年結束期間，公務繁忙，無法抽身。二是 1921年6月3日，李大釗等率領“八校教職工索薪團”到新華門總統(tǒng)府請愿，遭軍警毆打，頭部受傷，當時正在療傷。

 

　　至于陳獨秀沒有出席“一大”的歷史緣由，筆者認為這需要從頭說起。

 

　　1920年11月，陳獨秀接到了時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約他到廣州就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聘請書。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和李大釗商議，“認為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應當去開展工作”(李新主編《偉大的開端》)。于是陳獨秀接受了陳炯明的聘請。同年12月16日，陳獨秀把上海小組的工作交給李漢俊代理(次年2月又轉由李達代理)，由上海啟程赴粵�！缎虑嗄辍肪庉嫴恳惨煌�遷粵。到廣州后，鑒于當時廣州的黨組織已經成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偉大的開端》)的狀況，陳獨秀改組了廣州小組，并于1921年3月組建了廣州共產黨支部，積極開展組織和宣傳工作，使廣州黨小組成為當時較有影響力的地方黨組織之一。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到達上海，指導中國建黨工作。他們在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情況之后，認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于是他們提出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接著，上海小組負責人李達分別致函各地小組，要求它們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作為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毋庸置疑應當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和7月，在廣州的陳獨秀先后收到李達和張國燾的來信，催促他去上海。但陳獨秀當時公務繁忙，無法脫身。一方面，他“正在編輯《新青年》第9卷第3號，這一期稿子不夠，有不少要他自己寫”(朱洪《陳獨秀傳》)。另一方面，陳獨秀時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又兼廣東大學預科校長。他“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偉大的開端》)。但是為了出席共產黨“一大”，他曾向陳炯明提出請假，結果未獲批準。于是，陳獨秀指派包惠僧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并委托包惠僧轉給李達一封信。信中對大會提出了四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陳獨秀傳》)”

 

　　盡管陳獨秀沒有出席“一大”，但由于他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崇高威望和領袖地位，加上他又是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所以大會仍一致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1921年9月，陳獨秀謝絕陳炯明的一再挽留，辭職離粵回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三、誰闖入了共產黨“一大”會場

 

　　1921年7月30日晚8點多鐘，在“一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剛剛開始后不久，一個面孔陌生、身穿灰色竹布長衫的神秘中年男子突然闖進會場，最終導致“一大”最后一天的會議易地舉行。

 

　　闖入“一大”會場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誰呢?幾十年來幾乎成了一樁懸案。經多方尋訪查證，并訪問當年曾經在上海法國巡捕房工作多年的歷史見證人，最終查實此人系當時法國巡捕房的巡捕程子卿。

 

　　程子卿生于1885年，江蘇鎮(zhèn)江人，米店學徒出身，少年時曾經讀過三年私塾。因其臂力過人，與當時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曾經是拜把兄弟，后來進入法國巡捕房，先作巡捕，后升為政治探長。在職期間，他曾經也為人民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以后經一位重要人物說明他的有關情況后，他闖進共產黨“一大”會場的歷史責任沒有被追究。解放后此人一直避居上海，直到1956年病逝。